段正渠：两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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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还比较保守的学院内，我们有空间信马由缰地做自己的事，确实是很幸运的，也是之前的环境所不可以想象的。所以一说起美院，我就老记起这一段经历，而一想起这段经历，耳边马上就响起了日光灯“嗡嗡”不断的声响。
”
徐坦（左）、黄小鹏（中）、我（右）
徐坦和黄小鹏是我大学期间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也是我最服气、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我们同住一个宿舍，经常一起聊天，一起讨论艺术问题。
我和徐坦呆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不但住的上下舖，画画、上街也几乎形影不离。徐坦武汉人，一米八几的个头，人长得也帅，除了“鼻大洛夫”，徐坦还有个绰号就是“太阳神”或“阿波罗”。徐坦的父母都是美术学院的教师，所以徐坦有很好的艺术素养，眼界高，见识也和我们不一样。徐坦很用功，除了画画，一天到晚都在很严肃地思考艺术问题，并经常向老师提一些当时看来很奇怪的问题，比如“画素描非要涂色调吗”、“有照相机我们还有必要画画吗”。有时这些问题问的过多就把老师给问烦了，而这些问题我却从来就没想过，心里由不得就很惭愧。我最佩服徐坦的是徐坦的素描，画得扎实又有力度，还有些英雄主义的东西在里头。但可能是因为他画的主观，没过多地去追求表面效果的缘故，他作业的分数总也不是很高。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佩服。我觉得徐坦画面所呈现的的状态和他对素描的深入理解是我一时半会无法企及的。所以，每开始一张新的作业时，我都会站在徐坦的后面，虽然他高大的身躯可能会影响我的视线，但我却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徐坦作画的过程。
在宿舍吃鸡爪（左起：徐坦、彭俊、段正渠、陈小强）
徐坦块头虽大，但身体并不好，尤其是他幼年患下的哮喘病，把徐坦折磨得不轻。发病时呼吸困难，晚上经常要坐着睡觉，并不时拿出喷雾药物往嘴里喷上几下。徐坦不止一次对我描述过儿时留下的痛苦的记忆：阴郁的天气里，一个人坐在门口，数着屋檐下一滴一滴滴落的雨滴……所以徐坦对阴雨天气有种天然的恐惧，有意无意中就把原本明亮的广州画得更加灿烂。在徐坦画着明亮的色彩的时候，我还沉浸在对苏俄“高级灰”的迷恋之中，等到二年级下学期我逐渐醒过神来，开始把色彩的纯度提高的时候，徐坦已经尝试着画“表现”了。
颐和园划船（徐坦、段正渠、赵惠萍）1983 北京
经过张晓西和籍豫生的撮合，我和赵惠萍在大二时开始谈朋友。而当时的大学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所以只能私下里悄悄进行，班里知道这事的也就只有徐坦和黄小鹏。有一阵徐坦显得很烦躁，经常一个人坐着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就闹不清徐坦这是怎么了。有天晚饭后俩人在院子里散步时，徐坦说，你是过来人，有经验，参谋下怎么办。我这才知道原来徐坦也恋爱上了并且遇到了挫折。我就给徐坦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徐坦竟然服服帖帖的，言听计从。几天后，徐坦拿了女朋友的信给我看，接着就听起来像是很欢快的音乐，我问徐坦着是什么音乐，徐坦说，《蓝色多瑙河》。
徐坦的油画属于表现主义风格的，由于他有坚实的造型功底，画面就显得厚重而有张力。毕业后徐坦分到了湖北美术学院，一年后又考回美院读研究生，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身体和气候的因素。没过几年徐坦开始做装置，不再画画了，他说“我不愿意制造垃圾”。没几年，徐坦就在“当代”的圈子里声名鹊起。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徐坦，但我相信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即令如此，我仍免不了为徐坦感到惋惜。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说：徐坦要是一直画下去，国内好多画“表现”的可能早就改行了。
我和黄小鹏（右）在美院举办的元旦晚会上
黄小鹏汕头人，又瘦又高，长得就像牙签一样，日本电影《人证》上演后，有一时期我们就叫他“焦尼”。黄小鹏很内向，人也温和善良，话不是很多，但却是学校里最早穿喇叭裤，最早听邓丽君，最早听英文歌曲的人。黄小鹏很酷，一到黄昏时，就赤脚往宿舍地上一坐，抽着烟眯了眼听歌。
黄小鹏手懒，画画不多，但却是班里公认“最有才气”的人之一。轻易不动手，但一出手就与众不同，画的画即洋气又有才情，这又让我自叹不如。黄小鹏应该算是班里最早画“现代”的人，即便是写生，他也画得很主动，完全不同于当时学院的传统方法。他会根据自己的想法依据画册中所见到的样式来处理画面，画出来就显得很“另类”，虽然“另类”一词是十几年后才生发出来的。老师有时会暗示黄小鹏要“尊重对象”，但对黄小鹏对色彩的运用以及最后的画面效果却不能不时常称道。当别人对黄小鹏的画说些什么时，黄小鹏一般什么话也没有，再画时，他就又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东西出来。
82年的暑假赵惠萍来广州，我们一起去汕头找黄小鹏，在汕头就住在黄小鹏家里。黄小鹏每天陪我们出去玩，晚上就一起聊天。黄小鹏住的屋子里干干净净，水泥地擦洗得一尘不染，地上放一个录音机，没事了就像在学校那样赤脚往地上一坐，一动不动地听音乐。
黄小鹏毕业后被分配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五六年之后去英国留学。89年“动乱”后就在英国定居下来。知道黄小鹏的同学们就说，黄小鹏就应该生活在国外。
在英国，黄小鹏经常给我写信，并经常寄一些他和他的同学们的作品给我。这些作品有架上绘画，但更多的却是装置。我不大懂，但却能从黄小鹏的作品中感觉到些什么。尽管这些作品早已和学生时期大相径庭，但作品中的某种敏感的气息却是贯通的。
和同学在晚会上（前排左起：姚铭炜、林若夫；中排左起：段正渠、吴兆铭、陈小强、黄小鹏、陈渐、徐坦、陈可盈）
宿舍对门住着77级油画班的同学。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班确实有几个高手，有思想，画画功底也好，画得还有“想法”。班上有个同学，爱在床上看书，床靠墙的内侧从头到脚码了几排美学、哲学方面的书籍。烟瘾大，睡在二层上铺又没法弹烟灰，每次上床前就端个洗脸盆上去。早上满眼血丝地下床时，往往已写了几十页的读书笔记，烟蒂就装满了一洗脸盆。他们也一天到晚讨论艺术问题，并经常深更半夜为某些问题争吵得面红耳赤。有一次我们都已经睡下了，听到对门传出推桌子拉板凳的声音，几个人就下床过去看热闹，原来，为了到底是“列宾画得好”还是“毕加索画得好”的问题，几个人眼见就要打起来了。老师对这个班的偏爱是明显的，有几个老师来给我们班上课时，张口闭口就是“77级如何如何”：如何用功，如何有才华，如何有思想深度……那时正是年轻气盛、目空一切的年龄，最见不得的就是夸别人好，虽然也确实知道他们画得好，而且背后也经常谈论他们班的事儿，但老师说多了就让我们听了不受用。当着老师的面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却是不服的，于是无意中就和他们有了敌对的情绪，甚至见了面相互都把头一扬，装作没看见就过去了。多少年后，两个班的同学再见面时说起这些事，就哈哈哈笑起了当时的幼稚。
上课时大家都尽量严格地按着学校的要求完成课堂作业，晚上我和徐坦、黄小鹏则都躲在教室里各自画着属于自己的画。徐坦说这是“曲线救国”。其实说画“属于自己的画”是不准确的，这也只是相对于课堂作业而言，因为那时没有谁可以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大家都在模仿，把看过的、喜欢的画家挨个模仿一遍。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因为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气。尽管这种风气处处标志出她的不成熟，但却是积极的，尤其在当时还比较保守的学院，没有一定的怀疑和冒险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正因为此，这种学习的方式所显示出某些壮烈来就为人所尊敬。不这样，很自然就会被别人看不起，最后连自己也会有“落伍”和要被“抛弃”的感觉。我一会学表现派，一会画怀斯，一会画达利和玛格丽特的超现实。天天都在编着画，实在想不出画什么时，就对着镜子画自画像，或根据电视画记忆画和想象画。那时条件差，画不起画布，这些画几乎全是画在整张硬卡纸上。每天晚上，要报废的灯管“嗡嗡”地响着，三个人一边画自己的画，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而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和美术。那时候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都在狂热地思考着艺术问题。萨特的书籍几乎人手一本，什么“存在主义”、“超现实”、“达达”都是日常的话题。哲学、美学方面的书籍我虽然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买过不少，但却看不进去，几十本书甚至一页也没完整地看完过。与这些书籍相比，我更喜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我买了荒诞派戏剧、意识流的小说、黑色幽默……读了福克纳、索尔·贝娄、罗布·格里耶、玛格丽特·杜马斯、劳伦斯、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不少作品。我聊我刚看过的这些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徐坦聊尼采和贝多芬，黄小鹏则谈论现代主义。虽然都是一知半解，但年少轻狂，说着说着就会被自己的“博学”所感动，夸夸其谈中就不由地嚣张起来。
到了十一点教室熄灯的时间，画室里“嗡嗡”作响的灯管突然就熄灭了。第二天又是如此，画着聊着直到灯灭。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毕业。在当时还比较保守的学院内，我们有空间信马由缰地做自己的事，确实是很幸运的，也是之前的环境所不可以想象的。所以一说起美院，我就老记起这一段经历，而一想起这段经历，耳边马上就响起了日光灯“嗡嗡”不断的声响。
伊河（黄小鹏拍我）1983 偃师
有一天晚饭后和徐坦在院里散步，发现学校主楼前面的主席像被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几天没出门，等再走到主楼时，却发现主楼前面的广场突然显得空旷了许多，高大雄伟的主席像不知何时已不知去向。
摘自《年轻故事》2009年
编辑 / 朱荧荧，编审 / 戴卓群
作者简介：
段正渠，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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